它的来源，在西方据说与警察或裁判有关。
国家机关为抗疫目的可对公众的个人信息进行广泛收集、整理、披露和使用，但其同样要遵守合目的性、比例原则、安全原则等核心基准。很多非疫区因为疫情传播并不严重，对患者住址信息的公布通常仅至小区。
其三，隐私权不仅可以用以对抗作为私人主体的第三人对个人的数据隐私的泄漏与操控，同样可以用以防御国家对个人信息的无限度收集和不当使用。作者简介：赵宏，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在文山州案件中，医务人员即使是出于提示公众提前预防的目的，但详尽披露患者身份证号码、姓名、家庭住址等信息也已经违反了职业伦理，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包括信息公开在内的数据抗疫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公众的恐慌，也明显有助于国家机关及时识别疫情、科学合理地安排卫生管控措施，以及进行包括医疗资源在内的物资的调配保障。合目的性又包括目的的明确和受目的约束。
而且在权利侵害的严重性与公益保护的必要性这一损益平衡的天平上，处于天平一端的公益越重要，保护的迫切性越强，处于天平另一端的权利也自然会受到更大程度的限缩。但目前从各地做法来看，对患者住址信息披露的详尽程度并不一致。《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采取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应当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
公共卫生以保障公众健康为宗旨，与关注个体健康为目的的医疗服务法不同，因此往往带来公共健康，即群体或集体健康权与个体权利的冲突。实践思维是通过一定途径达到实践目的的思维，属于实践思维。该法对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人作出了明确的法律界定，但并没有对密切接触者作出明确的界定。这种复工和复产的具体时间要求不属于全国性节假日，因此可以依法由各地政府作出相应决定。
法治思维是以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为导向，按照法治的逻辑，即运用法律规则、原则、原理、精神和方法，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路径及过程。每个公共卫生机构和决策者必须要对这些权益进行权衡和做出取舍。
此次疫情中，由于疫情突然，发展迅猛。《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即将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下列措施：……（二）责令有关部门、专业机构、监测网点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布反映突发事件信息的渠道，加强对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法治无形的内在要件具有与有形的外在要件同样的重要性，甚至是更为关键的重要性。各地尤其是大城市纷纷跟进，采取类似做法。
为帮助市民更准确了解可能的传染范围，推动各社区有效落实以社区防控为主、群防群控的方针，在不泄露病人隐私的前提下，深圳市率先公布了确诊病人在发病期间曾活动过的小区或场所的信息。例如，法西斯德国并没有大规模地废除法律和制度，也没有大规模地罢免法官或律师，也就是说法治的物质和人力资源要件还在，但是法治却荡然无存。第六十二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该法第四十条规定，疾控机构发现传染病疫情或者接到传染病疫情报告时，应当及时采取的措施包括对密切接触者采取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
（4）尽可能地简化公布的个人信息，减少不必要的侵权。（二）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
如果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但是他们的个人信息尤其是居住地的信息是受法律保护的信息，这样做的法律根据何在呢？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证这种做法的法律依据： （1）公布是政府的法律职责。
这就带来个人自由权与公众健康权甚至生命权的冲突。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各地方政府又根据各地疫情发展的具体状况，制定了各地复工的具体时间。因此不仅要有确定的法律基础和正确的法律分析，还要合理划定应急措施的界限和受限权益的界限。这就构成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状态下的公民权利保障与限制的问题。法治思维的基本特征是在决策和行为时要考虑决策和行为是否符合现行法律规范的要求，即是否具有合法性。该条还规定民事权益包括隐私权。
有了法律条文、制度机构等物质要件，法治就能自主运行吗？有了法官、律师等职业人员，法治状态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形成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并非如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各级政府应依法成立应急处理指挥部，统一指挥和组织事件的调查、控制和医疗救治工作。
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应当及时、准确。在传染病引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况下，如前所述，切断传染病的传播渠道是控制传染病蔓延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就有必要对已经感染的病人和疑似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实行必要的隔离措施。
新冠病毒特有的强烈传染性、无法确认的传播方式、隐蔽的潜伏征兆和潜伏期限，而且也确实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更为严格和精细化的防控手段，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这构成了公共卫生领域中两个永恒的难题，一是如何协调和规制群体健康权与个人权益的关系问题。同时，为了更有效的杜绝所有传染的可能性，各地纷纷出台了严格的居住小区或社区的人员流动管理办法。基于这些法律规定和结合疫情实际状况的法律分析，小区封闭式管理、全面排查、收集个人出行信息等做法，具有其法律根据和合理性。（三）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或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
这种权利保障与限制的难题在公共卫生领域尤为突出。国家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第三版）》指出要及时发现和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感染者（轻症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了解疾病特征与暴露史，规范密切接触者管理，指导公众和特定人群做好个人防护，严格特定场所的消毒，有效遏制社区扩散和蔓延，减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危害。
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二是要决定采取强制性措施，还是采取基于市场机制的措施，抑或是自愿性的措施。
三．隔离等强制措施的法律论证 在此次疫情中，由于新冠病毒具有新异性，不为现有传染病学和医学认知，加之其传染性极强，蔓延速度很快，初期反应不及时和不到位等原因，确实造成了严重危机和巨大损失。对于密切接触者，就需要根据传染病的传染性和疫情状况，制定区分的标准。
在当前防控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应急状态下，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法治思维，越要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这是公共卫生领域最令人头疼且无法躲避的斯芬克斯之谜。北京市政府采取的把返城人员按照来自感染地区和其他地区进行分类、有感染症状和无感染症状加以区别的处理措施就很恰当。法治思维不同于一言堂、命令式和对领导负责的人治思维，不同于政绩驱使和维稳主导的政治思维，也不同于被情绪或舆论左右的权宜思维。
来源：原载《法制日报》2020年2月。这体现了执法机关运用法治思维及时纠正违法行为的态度和决心，值得充分肯定。
毕竟这种传染病尚无有效的治疗药物和方法，最有效的方法仍然是最传统的隔离手段。这种内在化不仅要求法律职业人，而且要求全民，尤其是要求政府官员，特别是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官员，必须树立法治理念，具备法治思维。
这些情况不是运用了法治思维，而是违反了法治思维根本规律的表现，应当及时制止和纠正。这也是面对特殊传染病的特殊防控措施，具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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